我在我們出版團隊的公眾號主持一個叫“接力寫作計劃”的欄目圖書。早先是個人或團隊的“日接力”和“周接力”，今年是個人的“月接力”：選擇某個月就某個主題寫系列文章。4月的作者是浙江嵊州的呂群芳老師，她是小學語文教師，也是知名的兒童文學作家和閱讀推廣人。
前有“國際兒童圖書日”（2日），後有“世界讀書日”（23日），所以4月比往常更具“閱讀感”圖書。於呂老師而言，4月寫“閱讀”，幾近身體本能。她的接力寫作，正起筆於自己的童年閱讀經歷：“一個不會玩的笨小孩，她幸好有書。”
套用蘇聯詩人帕斯捷爾納克的詩句“二月，墨水足夠用來痛哭”，我在呂老師這組文章的“引言”中寫道：“四月，閱讀足夠用來破曉/四月，閱讀足夠用來收集新綠/四月，閱讀足夠用來分享年度炊煙……”意猶未盡之際，又一句冒出：“四月，閱讀足夠用來建設自己的反義詞圖書。”
我自然是借了修辭之便圖書。不過，“反義詞”之說確實比較精確地傳達了我的閱讀觀：閱讀會帶給人以正向的導引、激勵，側向的提醒、延拓；同時，人在閱讀中還需要為自己築塑一個審判者，或可說，閱讀即自我起義，閱讀就是與自己的蘇格拉底相遇，一次次接受他的質疑、詰問——這種逆向的砍伐，會給予人思想之秤和更強大、更堅韌的精神張力，至少，它會讓你懂得多一個角度、多一個“腦子”，看世界，看風雲，看自己。
我是有教訓的圖書。這教訓來自王鼎鈞先生（1925— ）的“回憶錄四部曲之二”《怒目少年》（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3年1月）。書中說，1942年至1945年期間，王鼎鈞先生就讀於曾經做過小學教師、後畢業於黃埔軍校的李仙洲將軍創辦的，專門收容山東流亡青年的私立成城中學，“那時我們對希特勒的評價很高……我們只知道希特勒獨身、苦行，無私產，瘋狂的愛他的國家”；他還提到，有一個同學，“練過功夫，打過遊擊，書包裡有一本希特勒的《我的奮鬥》”，甚至，這位同學“有一些特別的資訊”，說的是二戰戰場上德國士兵如何視死如歸，英美士兵怎樣貪生怕死。
很慚愧，真的孤陋寡聞圖書。如果不是讀到王鼎鈞先生的這個“回憶”，我斷然不會想到，納粹宣傳曾經如此深度地滲透到遠東之中國；更斷然不會想到，日本軍國主義戰火焚燒下的那一代人，曾經“對希特勒的評價很高”。後來讀到一本書，《作為武器的圖書：二戰時期以全球市場為目標的宣傳、出版與較量》（約翰·B.亨奇著，藍胤淇譯，商務印書館2016年1月），書中提到，納粹宣傳機器致力於“傳播納粹的種族理論和德國人的戰無不勝”，“納粹宣傳部長一直大量利用根植於好萊塢流行電影的各種模式化形象”，如“流氓和交際花”，宣傳“美國人的資本主義貪婪和知識缺陷”，“貶低美國文化和美國人民”，“各種模式化的概念在被佔領的歐洲大肆蔓延”，而且，“由於與德國的長期貿易紐帶關係，加上德國裔移民，拉美地區似乎特別容易接受納粹宣傳的傳播”。如此等等，給了我一份讓我心情足夠複雜的印證。
展開全文
作為老牌出版強國，在很多圖書板塊，德國一直是世界的領導者圖書。二戰期間，隨著侵佔區的不斷增加，納粹德國得以獲取更多的生產（包括出版）原材料和半成品，也將這些地區作為新興的圖書市場和宣傳陣地，在歷史、文學、藝術、傳媒等領域灌輸納粹思想、概念。《作為武器的圖書》特別引述了《紐約時報》記者麥考密克的觀點說，“現代生活的問題（即“資訊過剩”——引者注）如此地阻礙了才智並削弱了意志”，導致精神的麻痺，“以至於數百萬人乾脆放棄使用自己的頭腦”，在“迷惑和不解中”，“他們將思考的權利讓給了另外某個人，並讓其代為自己行動”，而希特勒正是“主要的、可怕的‘另外某個人’”。這就是為什麼，納粹的價值觀會迅速成為“歐洲思想”的一部分。
猶太裔美國當代思想家喬治·斯坦納（1929—2020）對於自己5歲時在巴黎街頭的遭遇一直記憶猶新：1934年的一天，在一個猶太人聚居的街區，人們一波高於一波地喊著“寧要希特勒，不要布魯姆”，布魯姆即萊昂·布魯姆，法國第一位猶太人總理圖書。
在斯坦納的經驗裡，他的父親“從身體到靈魂完全相信，猶太人應該打包好行李，隨時準備出逃”圖書。1924年，他的父母自維也納搬至巴黎，1940年，戰火即將燒到法國的時候，又舉家遷往紐約。其時，美國正為著可能無法避免的戰事做著準備：徵兵，新兵訓練，興建新的軍營，徵集鋁、橡膠等緊缺軍用物資，擴大軍工產能，等等。與此同時，在圖書館協會、勞軍組織、紅十字會等相關機構的共同努力下，一場史上規模最大的為軍人捐贈圖書的活動，在各地的交通系統、圖書館、便利店、公園、學校迅速展開。想必，作為紐約一所法國學校的新生，斯坦納也參與了這個後來被命名為“勝利圖書”的運動，捐獻了幾冊心愛的圖書。
為前線軍人提供圖書服務是很多國家的傳統，“邪惡軸心國”也不例外，而且還特別“專精”圖書。在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接受伊朗學者拉明·賈漢貝格魯的系列訪談中，斯坦納談及，納粹德國“在德國士兵的揹包里加入的必讀書目裡有荷爾德林、尼采，還有海德格爾做了過分民族主義的評論”。斯坦納談話的重心在於，他稱之為“哲學巨人”和“邪惡的巨人”的海德格爾，對荷爾德林詩歌的解讀“是錯的”，“是對詩歌詞彙和句法施加的暴力”，亦即，“為荷爾德林強行注入了一種民族神秘主義的氣質”（參見《閱讀還有未來嗎：斯坦納訪談錄》，喬治·斯坦納、拉明·賈漢貝格魯著，顧曉燕譯，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26年1月），因此，對於“德國士兵的揹包裡”的“必讀書目”，沒有展開說——否則，這位“閱讀之師”一定會帶出一套別出機杼的“軍供版圖書”學。他當然知道，這些“德國士兵”當中的一些人，曾經參與過那一場“著名”的“篝火晚會”：1933年，亦即希特勒開始掌權的那一年，5月10日，德國柏林的倍倍爾廣場中心壘起了一個“特殊的建築”——一座巨大的柴垛，很快，柴垛被點燃，成千上萬身著校服的大學生，列隊傳遞著，把一冊冊“非德意志”圖書與文獻扔進火堆……
1941年12月，美國正式對日、對德宣戰圖書。次年2月，美國“戰時圖書委員會”應運而生。此前，“勝利圖書運動”所募集的大多為精裝版圖書，實在不方便軍人行軍、作戰、休整時的攜帶和閱讀。“戰時圖書委員會”有不少兼具圖書館學背景和從軍經歷的成員，他們從專業和實踐的角度，努力克服當時紙張、排版、設計、印刷、物流諸方面的侷限，從選題、裝幀、開本、版式、字型字號、行長行距等細節入手，開發、研製了世界出版史上前所未有的圖書品類：軍供版。
《作為武器的圖書》的描述如此激盪人心：1944年6月6日，盟軍在諾曼底海灘登陸，僅僅幾周之後，一批令人驚訝的貨物——成千上萬箱圖書，與增援部隊、武器彈藥、食物藥品一起運抵諾曼底海岸，運往法國各地乃至整個歐洲圖書。另一本類似主題的圖書《當圖書進入戰爭：美國利用圖書贏得二戰的故事》（莫里·古皮提爾·曼寧著，猶家仲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7年1月）的敘寫同樣扣人心絃：“美國士兵衣兜裡揣著圖書，向諾曼底海岸發起猛攻，朝萊茵河挺進，解放了歐洲；他們從太平洋的一個死亡之島跳到另一個死亡之島，從澳大利亞的海岸進攻到日本的後方……”更多的時候，軍供版圖書陪伴著在戰壕裡潛伏、在醫院裡療傷、在艦艇上等待作戰命令的將士，排遣寂寞，宣洩煩惱，克服恐懼，堅定戰爭勝利和與家人團聚的信念。
羅斯瑪麗·泰勒的《快樂無疆》是最受歡迎的軍供版圖書，書中有“一長串滑稽的人物”，有“令人垂涎欲滴的晚餐”圖書。一位遠在中國計程車兵給泰勒寫信，說他讀這本書就像請假回了一趟家一樣，“回到那間奇蹟般的房子裡”，他記得媽媽“做飯不用任何量具、調料，也不用計時”。貝蒂·史密斯的《布魯克林有棵樹》也是一本讓無數人念茲在茲的軍供版。很多士兵認為書中的故事正是他們的童年生活，有的甚至把它比作“家書”。這些在世界各地作戰的特殊讀者，把史密斯視為精神寄託，常常給她寫信，以至與她成為“筆友”。史密斯說過，她每天大約要收到四封“英雄來信”，而她幾乎每信必回，有時還應求隨信附上自己的簽名照。一位收到照片計程車兵舉著“史密斯”，在同伴面前吹噓：“瞧，我的前妻！”而且還在信中跟史密斯說，他會繼續“吹牛”。一位美國的軍隊醫務人員說：“自從馬恩河戰役以來，軍供版圖書是軍用技術中除青黴素外最大的進步。”
我採訪過“全民閱讀形象代言人”、陶行知研究會會長朱永新教授：“二戰期間的中國戰場，是否有類似的為軍人服務的圖書專案？”朱老師告訴我，二炮政治部原副主任張西南少將撰寫的文章《中美兩軍二戰前後閱讀情況比較研究》介紹過，當時，法捷耶夫的《毀滅》、綏拉菲莫維奇的《鐵流》、高爾基的《母親》等圖書“被送到根據地和紅軍部隊，對引導青年投身革命、堅定信仰起到了積極的作用”；紅軍到達延安後，黨中央成立了“新華書店”，指示“每個根據地都要建立印刷廠出版書報，組織發行和輸送的機關”，“切實做到戰鬥打到哪裡，就把圖書送到哪裡，力求覆蓋所有重要的抗日根據地”圖書。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大批引進版和本土版的“紅色經典”，作為戰術範例或軍人素養教科書，參與到中國抗戰當中：裡多夫的《丹娘》和《蘇聯紅軍英雄故事》，奧斯特洛夫斯基的《鋼鐵是怎樣煉成的》，西蒙諾夫的《日日夜夜》，別克的《恐懼與無畏》，趙樹理的《小二黑結婚》和《李有才板話》……
前年4月，在浙江紹興的一個閱讀活動上，我分享了“二戰·中國·圖書”的話題，一些朋友覺得“出奇”圖書。確實，如若不是有對朱老師的這個採訪，我可能也不會想到把這三個語詞統合在一起——這本來就是我的知識盲點。我說，因為這次採訪，我得以給自己的知識版圖“補缺補漏”，對軍供版圖書的理解多了一個“家國”維度。呂群芳老師也在現場，她給了我會心一笑：想必她是讀過我整理後發表在刊物上的這個採訪。
讓人特別感慨的是，戰爭尚未取得全線勝利，美國“戰時圖書委員會”就未雨綢繆，把工作延伸到戰後重建當中圖書。比如，精心策劃各種選題，出版可以幫助1000多萬退伍軍人就業、創業、上學、迴歸日常生活的圖書；還有就是，實施“海外版圖書計劃”，透過相關國際組織解決翻譯、版權等問題，輸出戰後“軍供版”，“撫慰了患上閱讀飢渴症的歐洲”，甚至專門為德國戰俘出版了德語讀本。美國《軍供版圖書總目》顯示，至1947年6月，共出版1322種圖書，其中來自中文世界的有兩種：《孫子兵法》和老舍的《駱駝祥子》，最後一本是恩尼·派爾的《祖國》——它表達了對一位在太平洋戰場上犧牲的戰地記者的崇高敬意。
這位被視為國家英雄的記者，他堅守在自己的責任中，隨順使命的指引圖書。借用以色列詩人耶胡達·阿米亥（1924—2000）的詩篇《最後的詞語是船長》來說就是，他的使命之船因為戰火而隨時可能傾覆，但他是船長，是被註定的船的最關鍵構件，人船一體，船在人在，船翻人亡。電影《泰坦尼克號》的那位船長——當然，還有那支“演奏至死”的樂隊——同樣可以詮釋何為“最後的詞語是船長”。
20世紀上半葉，很多作家、詩人以平民軍人的身份奔赴戰場圖書。除了政府配給的軍事裝備，他們也帶上自己的著作和正在閱讀的書——誰也不知道，戰事會持續多久，戰火會燒到什麼地方。阿米亥生於德國，1936年隨父母移居祖先故土耶路撒冷，1942年加入英軍“巴勒斯坦旅”赴埃及參戰，他的行軍包裡有艾略特和奧登的詩集。其時他剛剛中學畢業，“帶著第一次戀情”，還沒有自己的“著作”。不知阿米亥有沒有想到，多年後的1973年，第四次中東戰爭期間，他的下一代人，全民皆兵的以色列大學生，他們的出征行囊中，除了槍支、衣物、《聖經》，還有他的詩集。
為什麼這些年輕計程車兵會帶上阿米亥的詩集？它並非政府配給品，也沒有鼓吹民族主義，甚至不像美國軍供版那樣，可以提供戰時情感調節和戰爭創傷後的心理撫慰圖書。這正是我特別感興趣的地方：除了因為阿米亥在以色列被視為“國寶級詩人”，更因為他的詩句深深扎著一條以色列“樹根”——“噴湧的血不是樹根/卻是我們擁有的最接近樹根的/東西。”（《以色列土地上的猶太人》，見《在應許與遺忘之間：阿米亥詩精選》，耶胡達·阿米亥著，劉國鵬譯，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24年6月）“尋根，在華沙公墓。/這是些尋尋覓覓的樹根。它們衝出/地面，掀翻墓碑，/緊緊纏繞著破碎的殘片，尋找/名字和日期，尋找/曾經存在和不復存在的一切。/樹根正在尋找它們被夷為平地的樹身。”（《而誰將紀念紀念者？》，同上）仿若語詞之錨，阿米亥的“樹根”，可以助人紮根。當然，人在哪兒紮根，詩無法替他選擇。
1994年諾貝爾和平獎頒獎典禮上，作為獲獎者之一的以色列時任總理伊扎克·拉賓，朗誦了阿米亥的詩作《上帝憐憫幼兒園的孩子》：“……/不過，也許他會看顧真正的戀人/滿懷慈悲地庇護他們/像一棵樹，自上方蔭庇/那位躺在公共長椅上的老人圖書。/……”我想，拉賓選擇讀這首溫情而又糾結的詩，是因為深知中東和平程序必然長路漫漫。拉賓和阿米亥是同期士兵，不過交集不多，但是我相信，他們一定都不願意看到今天的以色列，今天的加沙。
“我討厭8月”，“我越來越厭惡香水”，這是生於1992年的巴勒斯坦詩人莫薩布·阿布·託哈的詩句圖書。詩人也說“喜歡”，“我喜歡雨和海”，可是，“它們是我來到這個可怕的世界之前聽到的最後兩種事物”。他還寫，祖父的鑰匙還在，“思念著老舊的木門”，只是房子早就沒了；“她的照片盯著黑板，而她的座位上空無一人”。
這些詩句出自一冊名為“玫瑰朝上”的詩集（《玫瑰朝上》，莫薩布·阿布·託哈著，李琬譯，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25年5月）圖書。必須說，它是我這些年讀到的最血淋淋、最具現場感和身體感的詩篇。“炸彈襲擊了這座房子。所有人都死了：/孩子，父母，玩具，電視上的演員，/小說裡的人物，詩集裡的各種人格，/‘我’‘他’還有‘她’。沒有任何代詞倖存。”（《彈片尋找笑聲》，見《玫瑰朝上》）我常常想起德國思想偉人歌德的提醒：舞文弄墨者，總是充斥著“對無關緊要的事物一波又一波的熱情”；詩，要讓新生事物在其中萌芽。從託哈——這位英語教師、圖書管理員、《紐約客》撰稿人的詩行裡，我得到了頗為沉重的啟示。
《玫瑰朝上》，它生於戰火，它是戰火本身圖書。詩集所附的訪談中，託哈講述了一個極具諷刺意味的細節：以色列人用美國製造的導彈轟炸了加沙伊斯蘭大學，教授們的書散落一地，“我看到的第一本就是《諾頓美國文學選讀》”。儘管如此，儘管他還發出了如此令人窒息的慨嘆：“我從未真正‘使用’過我的童年”，他依然像熱愛自己的母語阿拉伯語文學一樣，熱愛著英語文學、美國文學。詩集中的同名詩作，短短四行，但完整地昭示了何為“玫瑰朝上”：“別吃驚，當你看見/一朵玫瑰在家宅的廢墟中/昂首挺立：/那就是我們活下來的方式。”
託哈的“玫瑰”，也在他的學妹、學弟們的生命枝頭紛紛綻放圖書。戰火之下，加沙的民生體系、行政系統、學術基礎設施都遭受致命毀壞。兩位長期關注族裔、移民、殖民、教育等公共議題的英國大學教師，扎希德·普蘭喬爾和雅各布·諾里斯，於2024年4月啟動了一個援助加沙的大學和大學生的專案。他們發現，很多加沙的大學生一直堅持寫作：在飢餓的午後，在無人機的嗡鳴聲中，在冒著青煙的斷壁之間，在不知是否能夠見到第二天日出的深夜；詩歌、散文、日記、箴言，各種祖先留下來的文體；為抵抗而寫，為見證而記，為自我撫慰而把文字鋪滿各種紙片。很快，兩位異國學者決定，把這些出自年輕的生命，誕生於廢墟與深淵、堅韌與希望的文字付諸出版。這就是我新近讀到的一本書：《我們仍在這裡：來自加沙大學生的堅韌、悲慟與希望之聲》（扎希德·普蘭喬爾、雅各布·諾里斯編，黃小媚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6年5月）。
譯者黃小媚翻譯這本書的時候，小孩剛剛一歲多圖書。她在“譯後記”中說，她常常因為某個譯文片段而做噩夢：身體健康的母親突然去世；躺在嬰兒車裡的孩子臉上無緣無故受了重傷……當文字帶著具體的場景——所謂“及物寫作”之一種——它會深深浸入人的感官和被風蕩起的那種源於身體的情感：我稱之為“童念”。
從一個人的書，到一群人的書，戰火中的圖書綿綿不絕，藏伏著大地一陣又一陣的隱痛圖書。或許，人類就是這麼代代相承的：同飲一海水，共讀一本書。當我談及這些戰火中的圖書，我已經被戰火所纏繞：它們，每一冊都是彼世間對此世間的諦聽與凝視。
定稿於2026年6月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