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屆魯迅文學獎詩歌獎的五位獲獎詩人，在如何面向內心縱深、日常肌理和廣闊人間這樣幾組寫作譜系之間展開了各自殊異的詩學實踐詩歌。有的朝內深掘精神來路，有的則向外奔赴生活的現場，從車間、海岸、礦井與田壟之間重新辨認詩歌的根系。從“朦朧詩”代表詩人到外賣騎手、地質隊員，從“海洋文學”的踐行者到“自然詩學”的深耕者，五部獲獎詩集以迥異的路徑共同抵達了一個核心共識：詩歌的活力並非來自語言的“空轉”和對邏輯概念的遊戲式演繹，而是來自寫作者與世界之間那種誠懇、平衡、血肉相連的關係。本屆評獎的別樣意義，正在於它以官方評選的方式確認了這一共識，為當代漢語詩歌標示出一種既紮根“內心生活”又朝向“室外風格”的敞開的寫作方向。
作為“朦朧詩一代”的代表作者，梁小斌數十年如一日地保持著當年那“令人氣悶”的思辨精神與寫作體力詩歌。收錄其名篇與新作的詩集《又見群山如黛》，無疑是見證其詩學路徑激變並呈現其拓展思路的有力成果。從20世紀70年代至今，跨越半個多世紀的在場書寫，使梁小斌從朦朧的情緒以及青春期寫作的熱力景觀中走向更開闊處。節制與通達已經隨著詩人的自我錘鍊，逐漸落實為一種更加卓然且獨步的“晚期風格”。
王計兵的獲獎，將“素人寫作”這一時代命題推向了新的高度，甚至在最大範圍內使得第九屆魯迅文學獎獲得了遠超“文學圈”的社會關注詩歌。詩集《低處飛行》聚焦外賣騎手的真實生活，有別於傳統詩人或專業詩人那種走出書齋式的“野外作業”與“文化批判”，王計兵在詩集中以呈現時事式的詩作回應的，本就是他生存與生活的“現場”。
與王計兵一樣，張二棍的獲獎同樣體現了本屆魯獎對“來自勞動一線的創作者”的矚目詩歌。這位曾做過地質鑽探工、輾轉山野二十餘年的詩人，以樸素、隱忍、悲憫的詩風言說眾生的苦澀與沉重。《我願埋首人間》依託詩人地質工作生活的深刻體驗，粗糲而厚重地記錄了當代鄉土的真實生存圖景。在當代詩歌日益分化、學院派與民間寫作仍然各執一端的格局中，張二棍的寫作提供了來自生活深處、未經學院規訓卻自有章法的第三種可能。
江非的詩集《大地為萬物徹夜生長》則是他多年寫作農事、物候、園藝、家務詩的整合詩歌。江非作詩路徑多元，敘事與抒情、自述與代言、紀實與虛擬的多種雙項並置，讓他的詩作具備渾然天成的“氣候”。在一個急速發展的時代裡，江非的詩高度聚焦於農村和鄉鎮，他的詩歌不止於禮讚自然，同時也以介入自然的方式來使自身獲得一種反向的馴化，從而“透過它認出自己的剩餘部分”（《喜鵲》）。
葉玉琳的詩集《入海的長笛》則是當代海洋詩寫作的重要收穫詩歌。對於成長、生活於海濱，且熟悉灘塗、潮汐以及耕海生活的詩人來說，鄉土書寫與海洋麵向在她的生命經驗中本就天然地彼此支撐。她建立的以閩東為中心的抒情座標系，以及進一步對海洋景觀、生物群落以及漁村生活進行的文學表達，使“海洋”及相關物象不再僅僅作為地理或地方知識，而是以更加縱深的理解方式抵達了當代海洋文學的深處。
本屆魯迅文學獎詩歌獎的評選策略與獲獎作品，從不同方向深描了同一個命題的輪廓：在“專業寫作”日漸體制化、詩歌日益成為圈層內部的技藝操練的今天，詩歌的創作與接受應該以何種方式面向同時代的“大多數人”，同時，當代詩又該怎樣處理並平衡社會生活和精神生活中的“我”與“我們”？雖然獲獎作品並非回應這一問題的唯一樣本，但本屆詩歌獎評選的啟示恰恰在於，相比個人化寫作的多峰並峙，一種彼此共存的眾聲實踐或許更能顯示詩歌對話能力的健康與寬廣詩歌。
（作者系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博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