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的離境之路，遠比想象中複雜移民。 最近，我讀到一組資料，讓人深思：許多本應離開德國的外國人，卻選擇自願離境。這背後，藏著怎樣的故事？德國聯邦政府提供的資助似乎並沒有起到預期的作用，僅有約一半的義務離境者會申請。今年上半年，17892人透過邊境通行證明離開了德國，而領取資助的人數卻只有9276人。這樣的差異，意味著許多人在不得不離開的抉擇中，掙扎著，或許是困惑，或許是無奈。 庇護申請的減少和驅逐出境數量的下降，並不能完全說是好事。雖然今年上半年，驅逐出境人數同比下降了18.2%，達到9663人，但驅逐出境的背後，始終是那些被命運推向邊緣的人們。德國外國人管理局和聯邦警察的共同努力，或許緩解了表面的壓力，卻難以消除那些被驅逐者心中的不安。
令人意外的是，在德國境內有義務離境者近25.9萬之多，其中大部分人（77%）持有容忍居留許可移民。這意味著他們並非被駁回庇護申請者，而是因為種種原因，暫時無法被驅逐：缺少旅行證件、孕婦、或者患病。容忍居留許可，如同一個脆弱的緩衝地帶，將他們懸置在不確定性之中。超過六成的人是被駁回的庇護申請者，但也有一部分人，他們曾經是充滿希望的勞工移民、簽證過期的遊客，甚至是未能獲得新居留許可的前留學生，如今卻面臨著被驅逐的命運。 驅逐行動的失敗率也頗高，計劃趕不上變化。找不到當事人、法律上的阻礙、健康問題，都可能讓行動戛然而止。今年上半年，聯邦警察接管的734起驅逐行動中，130起是因為當事人抗拒，56起則因醫療原因。更令人擔憂的是，飛行員拒絕搭載有義務離境者的現象正在增加，2026年上半年就發生了280起，而2025年全年僅514起。這種抵制，背後隱藏著怎樣的考量？政府也未能給出明確的解釋。 為了執行驅逐行動，警方也不得不使用輔助手段，例如約束和固定器具，尤其是在驅逐至阿爾及利亞、摩洛哥和奈及利亞時，這些措施更加頻繁。而關於驅逐至俄羅斯的案例，也引發了左翼黨的擔憂。儘管總數略有下降，但執行力度卻在增強。今年上半年就有84人被驅逐至俄羅斯，而2025年全年僅為126人。
費用，也成了衡量驅逐行動的另一標準移民。左翼黨要求公佈集體驅逐行動的費用明細，令人震驚的資料浮出水面。去年五月從萊比錫/哈勒機場飛往巴基斯坦的一次驅逐行動，單單飛行費用就高達51.8萬歐元！這筆鉅款，或許能資助多少人的生活？雖然歐盟邊境管理局提供了資金支援，但這筆錢的歸屬，是否真的物有所值？集體驅逐至阿富汗的行動，更是沒有獲得歐盟的資助，每次飛行費用超過30萬歐元。 另一方面，航空公司也因將無有效居留許可或護照的外國人帶入德國，被處以高達146萬歐元的罰款。這筆錢，原本可以用於改善服務，或者用於其他更有意義的方面。 究竟應該如何看待這些資料？我看到的是一個充滿矛盾的現實：一方面，德國努力執行驅逐政策，另一方面，卻不得不面對執行的困境和高昂的成本。更重要的是，驅逐行動背後，隱藏著一個個鮮活的生命，他們曾經的夢想，如今或許早已破碎。我們或許應該思考，一個更加人道的政策，是比單純地驅逐，更能體現一個國家的價值觀。
或許，比起強制執行，更應該關注那些願意自願離開的人們，為他們提供更周到的幫助，讓他們能夠平靜、有尊嚴地回到自己的家鄉移民。這不僅僅是一種責任，更是一種對人性的尊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