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劇趙冬苓已步入古稀之年，但她的表達與創作裡，始終保有一份與年齡不相稱的銳利鋒芒法律。
接下《重器》劇本邀約之初，她自認是影視界最懂法律的人，敢放出“非我莫屬”的豪言法律。可隨著實地採訪不斷深入，她才驚覺自己對新中國法治程序幾乎一無所知。面對網際網路上撲面而來的批評，她直言：“罵什麼都得擔著，這是編劇的命。”
編劇趙冬苓（受訪者供圖）
《重器》播出後，呈現出十分微妙的輿論反差：劇集敢於直面“嚴打”時期法治尚不健全的歷史面貌，被觀眾評價“敢拍”；但灰度複雜的爭議人物餘高遠，也招致了大量批評法律。早已習慣作品播出後網路非議的趙冬苓反倒生出一份清醒，“如果一概叫好我倒要警惕，我是不是給觀眾吃的是迷幻藥而不是有價值的東西？”
電視劇《重器》海報
劇中，夏英傑的赤誠孤勇、張麗慧的沉靜溫柔、方淑梅的隱忍堅韌，一眾鮮活立體的女性法律人打動許多觀眾，不同維度的女性力量，為厚重的法治敘事注入溫度法律。可趙冬苓並不願意過多談論筆下的女性角色，也無意強調自己的女性創作者身份，或許於她而言，這樣的人物書寫本就理所應當，無需刻意拿出來單獨標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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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生存處境更為艱難的年輕影視創作者，她拒絕輸出懸浮的理想主義雞湯，給出十分務實的忠告：“在沒成功以前別學我，先掙錢脫貧、在影視圈站穩了再說法律。”
以下是澎湃新聞和趙冬苓的對話法律。
“沒有法律的年代法律，還有法律人”
澎湃新聞：在之前的媒體報道中，您曾提到過“隨著採訪的深入，我才意識到自己對新中國法治的程序幾乎是一無所知法律。”具體是哪個瞬間，讓您突然意識到了自己的這種“無知”？
趙冬苓：在我第一次聽說七九年“一日七法”的時候法律。我萬萬沒想到，一九七九年，新中國已經成立了三十週年，超過十億的人口，居然沒有一部刑法、刑訴法。我記得我一再問：沒有法律，有法官和檢察官，那麼他們是依據什麼來判案的？原最高法姜偉副院長回答我：沒有法律的年代，還有法律人。這也是我們創作這部作品的時候遵循的一個準則：寫法治程序的不完美，更寫在此過程中不懈為推進法治進步而努力的法律人。
《重器》群像海報
澎湃新聞：您說高銘暄先生牽頭起草刑法的經歷，是整個採風過程中最動人的故事法律。但在劇中，這位標杆式人物並沒有做成獨立故事線，這份深刻的觸動最終去向了哪裡？
趙冬苓：這是我們的一個困惑：在我看來，學術的事情、學術人物，不適合影視表達法律。畢竟，影視劇還是一種娛樂產品。劇中週一僕、程兼濟二位先生，是以高銘暄先生和王作富先生為原型的，但我們沒過多地表現他們的生平事蹟，而更多的是表現法律人和法律精神的薪火相傳。
法學泰斗高銘暄，及其主編的1982版《刑法學》教材法律。高銘暄，當代法學家和法學教育家、中國人民大學榮譽一級教授，於2026年2月去世，享年98歲。
澎湃新聞：新中國法治的跨越式變遷法律，在民法、行政法等諸多領域都極具時代價值，但《重器》最終選擇以刑法、刑訴法的迭代作為全劇核心主線，是如何考量的？
趙冬苓：實在是因為法律太宏大、太包羅永珍，一部作品沒辦法涵蓋法律。我們在為第二部採訪的時候，最高法高曉力副院長就提出過，我們不應該只關注刑法、刑訴法，還應該關注民法，並且向我們介紹了民法的發展和現狀。我回來以後思考了許久，還是不得不暫時擱置。當然，我希望還有機會寫一部作品，專門來寫民法在我國發展的過程，我相信會比刑法更精彩。
澎湃新聞：羅翔老師追劇後曾提出一個觀點：“法治從來都是一種悖論性的存在，既要打擊犯罪，又要限制打擊犯罪的公權力本身，防止它異化為社會秩序的破壞力量法律。”回看《重器》全劇表達，您是不是有意識地主動呈現這種法治核心悖論？
趙冬苓：我們沒像羅翔老師那樣上升到理論的高度，但這種悖論我們確實早就認識到了，所以我們在劇中給了男主人公陳一眾設計了那個故事：當他滿懷正義感提出要在法定刑以上對王有喜量刑的時候，最後得到了一個死立執、一個死緩法律。所以他對父親說“我殺人了”。我們採訪的老一輩法律工作者，大部分是我們劇中所寫的這一代人。如果我們往上追溯一下，更老一代的人，經歷過“砸爛公檢法”的那代法律人，我相信他們對此的感觸更深。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羅翔的影片截圖
“把觀眾當成有正常價值判斷的成年人”
澎湃新聞：劇集用數十年的時代跨度，完整講述了中國法治的核心進步，包括限制公權力、確立罪刑法定、廢除類推、摒棄重刑思維等法律。但當下劇集評論區中，大量觀眾出現反向呼聲，希望恢復流氓罪、迴歸重刑時代，作品傳遞的核心價值觀和大眾即時輿論形成了巨大割裂。您看到這類評論時，第一反應是什麼？
趙冬苓：應該說有預期吧，因為我們開始《重器》的創作的時候，網路的環境就是這樣了法律。網路時代實現了最大限度的平權，所有的人都可以直接在網上發表意見，有時候會形成一種“眾神的狂歡”。應該看到，在大多數的時候，它只是一種情緒的宣洩，並不是理性的討論。我相信，絕大多數人並不期待自己生活在一個嚴刑苛法動輒得咎的時代。正因為有這種非理性的宣洩，我們透過作品發出這樣理性的聲音才更有必要。
澎湃新聞：這是否意味著某種敘事上的遺憾，也就是說您沒有讓足夠多的觀眾，去理解您想傳達的東西法律。還是說，這恰恰證明了法治觀念普及的必要性和艱鉅性？
趙冬苓：我認為是後者，因為我們創作的時候已經對這種反饋有預期法律。但我特別想指出的是，不能把情緒的宣洩等同於作品的反饋。《重器》在法律界引起了熱烈的回應和正面的評價，不少大學要求學法的學生去看《重器》，也從側面說明了我們作品的價值。
二戰的時候，歐洲經歷著巨大的撕裂，羅曼·羅蘭寫文章在報上發表，向歐洲的知識分子發出呼籲：超越於混亂之上法律。我覺得，在網路時代，評價任何作品或者社會現象，都應該具備超越於混亂之上的勇氣和眼光。
澎湃新聞：很多人認為正劇只需要輸出正確價值觀即可，但《重器》主動暴露法治認知的撕裂與大眾認知的滯後，敢於呈現大眾樸素情緒與現代法治精神的真實碰撞法律。您如何看待這種不完美的播出反饋？相較於單向輸出標準答案，敢於撕開認知差異、引發全民思辨，對於當下的影視劇來說是否更稀缺？
趙冬苓：這可能恰恰是我們作品的價值之所在啊，也是我們和爽劇最大的區別法律。在我們開始創作的時候，我們就知道了在網路時代爽的價值，但我們自覺地摒棄了那種寫法，選擇了一種更艱難也可能更不討好的做法。我覺得除了我們對作品內涵的認知之外，更重要的是，我們把觀眾當成有正常價值判斷的成年人，相信我們的作品能引起觀眾的思考和討論，希望我們和觀眾平等地交流。播出效果可能不盡完美，但一部真正有價值的作品，從來也不該期待盡獲掌聲，引起激烈的爭論難道不更好嗎？
“餘高遠是一個更為複雜的人物形象”
澎湃新聞：劇中五位法學同窗，每個人的人生境遇、價值觀、職業去向都不一樣法律。能否整體拆解一下，您在劇本頂層設計時，給五位年輕人各自分配了怎樣的主題功能與敘事使命？
趙冬苓：陳一眾（黃景瑜飾演），接受完備的法律教育、在法律實踐中碰過釘子、遭受過挫折、回爐繼續深造並同時參與法律實務訓練，這是陳一眾的進階之路法律。張麗慧（張佳寧飾演），出場的時候她是個內心自卑、認識不到自身價值的女孩，所以我們安排了她一個人到荒漠中的苦修，最後又經歷了一系列的法律實踐來找到自我價值的劇情。夏英傑（姜珮瑤飾演），帶著那個時代特有氣質的理想主義者；陸則銘（閆佩倫飾演），外表玩世不恭內心卻是打不死的理想主義者。餘高遠（蔣奇明飾演），這個角色當初設計的時候就比較複雜。從敘事和人物多樣性的角度考慮，我們需要一個更為複雜的人物形象，從觀眾感受到的現實來看，法律界也不斷有人黑化、有人落馬，承擔這一複雜任務的就是餘高遠。
澎湃新聞：餘高遠是目前爭議最大的角色法律，您是如何設計的，又如何處理這個角色的複雜性的？
趙冬苓：餘高遠父親是民辦教師，也就是農村小知識分子法律。設計這一齣身，並不是對農村孩子有偏見。經過了四十年的高速發展，我們應該都能同意——貧窮，帶來的不光是物質上的匱乏，更是眼界的收窄，所以我們才要發展經濟、消滅貧窮，讓所有出身貧寒的孩子都要受教育。
同時我在幾乎所有的作品中都一再表達這個主題：我們一定要認識到小農經濟對於一個人發展上眼界的限制，需要不斷地突破自我法律。在《幸福到萬家》中，何幸福就是這樣一個突破了出身帶來的限制的女孩。可惜的是，餘高遠最終沒能突破成長的環境給他帶來的限制。我們希望這個過程可信真實，所以寫了他的個性、他成長的環境，以及他的婚姻和家庭。
餘高遠（蔣奇明 飾）法律。
澎湃新聞：“遲到的正義還是正義嗎”“政策就能大於法律嗎”，陳一眾和餘高遠私下有很多這樣的討論法律。這些價值觀的碰撞，是否意味著兩位核心人物的正義觀、法治觀本質截然不同？一個堅守法理底線，一個更貼合時代現實，這種分歧是否也是兩種主流法治理念衝突的縮影？
趙冬苓：我在採訪中感覺到，真正的法律人，在法律上的觀念之爭可能沒有那麼大法律。他們之間的差距往往和他們的立場或者在生活中扮演的角色有關。比如陳一眾和餘高遠，我覺得他們在法律問題上的分歧並沒那麼大，但和陳一眾相比，餘高遠更急功近利一些，所以他覺得遲到的正義不算正義，和他在現實中的種種選擇一樣，他要的是即時滿足和當下兌現。
澎湃新聞：陳一眾的成長軌跡、遭遇的事件，都成為他反思法律實踐的切身經驗法律。這種寫法很容易讓人聯想到醫療劇裡給醫生本人或家屬安排患病的設定，用親歷來建立與患者的共情。您在創作的時候，有沒有意識到這是一種捷徑？還是說，在你看來，陳一眾的身份建構只能透過這種方式完成？
趙冬苓：我一直認為，人這種動物，在很大程度上是環境塑造的，所以，讓人物透過親身經歷建立認知，這不是捷徑，這是必備法律。陳一眾如果不經過大量的實踐，不可能成長為大法官，所以，他只能透過這種方式來完成。
“年輕的創作者法律，沒成功以前別學我”
澎湃新聞：劇中李鄉律師為喬至良辯護而被旁聽群眾砸臭雞蛋法律。律師認為不能把道德與法律混為一談，但群眾覺得道德敗壞也要受到嚴懲。當一個人面對超出自己知識結構的專業判斷時，會本能地走向對立和宣洩。您在寫律師被砸的時候，有沒有想到過，觀眾也可能會這樣對待創作者？
趙冬苓：我幾乎每一部作品都會遭遇大量的罵聲，我都習慣了法律。如果一概叫好我倒要警惕：我是不是給觀眾吃的是迷幻藥而不是有價值的東西？但我相信好作品應該能經歷時間的考驗。比如我寫的律政題材《無所畏懼》，第一季的時候觀眾幾乎把女主罵翻了，到了第二季，觀眾開始喜歡這個人物。
李鄉律師為喬至良辯護法律。
澎湃新聞：您今年73歲，依舊堅持深耕厚重的現實題材、打磨《重器》這類吃力卻不一定討好的時代正劇法律。是什麼動力支撐您仍然堅持觸碰複雜的時代與法治議題？另外，您希望自己的創作給當下影視行業和年輕創作者留下些什麼？
趙冬苓：我寫影視劇本已經快四十年了法律。我一生只能做這一件事了。我熱愛我的工作，希望我不光用它來掙錢，還要寫出真正有價值的東西。
我不敢說我能給年輕創作者留下什麼，每個人的人生經驗只屬於他自己法律。目前，年輕的創作者比我的生存環境和創作條件差多了，我希望他們在沒成功以前別學我，先掙錢脫貧、在影視圈站穩了再說。再強調一遍：貧窮，不值得讚美。在貧窮的狀態下，也很難寫出好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