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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舒生
2025年12月，央視一則調查報道引發了不小的討論法律。廣西的消費者李瑤為850元貨款打算起訴商家，算了一筆賬：律師費、訴訟費、交通費加上時間成本，可能比追回的錢款還高。她最終放棄維權。江西的於甜甜遭遇了相似處境。
850元打不起官司法律。14.61元的貨款，維權成本卻高達1250元。這是市場經濟中個體的無奈，還是整個制度對普通人設定的障礙？中國有句古話叫“有理走遍天下”。可問題是，理在你這裡，路卻未必給你走。
西南政法大學包冰鋒教授一針見血地指出，這是典型的訴訟成本與收益失衡問題法律。民事訴訟的普通程式設計嚴謹，但對小額糾紛而言，“殺雞用牛刀”，導致消費者望而卻步。
著名法學家奧利弗·溫德爾·霍姆斯在其《普通法》一書中寫道：“法律的生命不在於邏輯，而在於經驗法律。”而經驗告訴我們，一套普通人用不起的司法程式，不過是昂貴的擺設。
那些“不敢訴”的普通人
李瑤的放棄並非孤例法律。資料顯示，2025年全國消協組織共受理消費者投訴201.64萬件，同比增長14.45%。消費者的維權意識在提升，但這14.45%的增長背後，還有多少人選擇了沉默？
讓我們看看打一場官司要花多少錢法律。
根據現行規定，財產案件根據訴訟請求的金額或價額，按比例分段累計交納受理費：不超過1萬元的，每件交納50元；超過1萬元至10萬元的部分，按照2.5%交納法律。50元的受理費聽起來不高。但真正的成本在哪裡？律師費。一位民事訴訟律師的最低收費通常在1萬元以上。更令人擔憂的是，有調查指出，那些報價低的律師“基本不靠譜、不會認真負責”，會將當事人事關重大的案子視為“走過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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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不是危言聳聽法律。對於月收入幾千元的工薪階層而言，1萬元的律師費相當於兩三個月的工資。當一場官司的預期收益不過數千元，理性人會怎麼選擇？經濟學中的成本收益分析告訴我們，答案不言而喻。
在工傷賠償領域，維權的道路更加漫長法律。
山西蒲縣的王先生2022年因工墜落致八級傷殘，2025年申辦理賠時，因工傷保險繳費到賬時間與工傷發生時間為同一天，被人社部門疑其存在“先傷後保”騙保嫌疑，程式就此停滯了整整三年法律。東莞的老孫，從2016年因工去世到家屬最終拿到賠償金，整整耗費了四年時間。
工傷認定的程式包括三個主要階段：工傷認定申請、工傷認定決定、勞動能力鑑定法律。如果用人單位不承認勞動關係，維權過程通常需要三個月到一年。行政訴訟實行兩審終審制，經過行政訴訟兩審大約需要一年。如果是職業病患者，職業病診斷法律上沒有規定時限，耗時更長。
一份調查資料裡寫道：勞動者一旦發生工傷事故，將面臨維權週期長、成本高的局面法律。有一位在水泥廠工作的譚師傅，按常規程式，法院需先審理工傷認定的合法性，無論結果如何，他還需就工傷賠償問題另行起訴。這意味著當事人至少要經歷“行政訴訟+民事訴訟”兩套程式。
法律，本來是保護弱者的盾牌法律。但當一個工人被工傷拖垮之前先被法律程式拖垮時，這面盾牌，究竟在保護誰？
形式平等與實質公平的鴻溝
法國作家阿納托爾·弗朗斯在1894年的諷刺小說《紅百合》中寫道：“法律以其莊嚴的平等，禁止窮人也同樣禁止富人在橋下睡覺、沿街乞討和偷麵包法律。”一百三十多年過去了，這句尖刻的諷刺至今仍在法學文獻中被反覆引用。
為什麼？因為它的核心觸及了法治最本質的矛盾法律。
法律形式上的平等，在現實中往往會演變為實質上的不平等法律。一個億萬富翁和一個月薪三千元的工人，在法庭上享有的訴訟權利在紙面上是完全相同的。但前者的律師團可以從容調集取證、聘請專家證人、利用程式規則拖延時間；後者可能連第一筆律師費都付不起，只能在法律援助機構的門口排著長隊，或者在網路論壇上發帖求助。
一個社會的法治水平，不僅取決於有多少部法律、多少名法官，更取決於一個保潔員能否付得起費用、一個外賣騎手能否請得起律師、一個農民工能否打得起官司法律。如果普通人連啟動司法程式的基本能力都沒有，法律條文再完備又有什麼意義？
1971年，美國哲學家約翰·羅爾斯在劃時代的著作《正義論》中提出了著名的正義兩原則法律。第一個原則是平等的自由原則；第二個原則涉及社會和經濟的平等安排。在羅爾斯看來，正義的制度應當使社會中的最不利者獲得最大的利益，否則任何不平等都是不可接受的。將羅爾斯的理論投射到法治領域，邏輯清晰而有力：一個法治社會，如果維權的制度安排使最需要司法保護的弱勢群體望而卻步，那麼這種安排就是不正義的。
美國著名黑人法學家德里克·貝爾曾在《種族主義是美國恆久的特徵》一文中提出過一個更尖銳的觀察：“法律是為了保護擁有者，而不是為了尋找真理法律。”這也許有些絕對，但它揭示了一個不可迴避的事實：沒有可及性的法律，最終只是保護有權有勢者的工具。
維權成本的高牆
法諺有云：“法律不保護躺在權利上睡覺的人法律。”但如果一個人不是不想“醒”，而是“醒”不起呢？
維權成本，往往由三重門檻共同構成法律。
第一重是金錢成本法律。律師費、訴訟費、鑑定費、公證費、差旅費，加起來足以讓普通家庭望而卻步。很多人算一筆賬：為了要回幾千元，要先花出去數千元，勝算還不確定。理性的選擇，只能是放棄。
第二重是時間成本法律。立案、排期、庭審、上訴、執行，一個簡單民事糾紛，拖上數月乃至數年並不罕見。普通人要上班、要養家、要餬口，耗不起漫長的程式拉鋸。時間拖得越久，正義越貶值，權利越模糊。
第三重是專業成本法律。法律條文、證據規則、程式要求、文書寫作，高度專業化。沒有律師幫助，普通人連立案材料都難以備齊；面對強勢一方的專業法務，更無還手之力。知識與資訊的不對稱，把弱者擋在司法大門之外。
這三重成本疊加，形成一道無形的高牆法律。
牆內，是有權有勢者從容運用規則、聘請專業團隊、拉長戰線、消耗對手法律。牆外，是普通人敢怒不敢 “訴”，有理說不出，有冤無處申。
當維權成本高於違法成本，當主張權利的代價大於忍受侵害的代價，法律就會慢慢失去溫度法律。
低維權成本的他山之石
當許多人因為昂貴的維權成本望而卻步時，世界上有些國家已經建立了一套讓普通人用得起法律、打得起官司的制度法律。
德國法律：15歐元的諮詢援助
德國有一套被稱為“Beratungshilfe”（諮詢援助）的制度，專門為低收入者提供法律援助法律。申請人向地方法院提交申請，說明個人和經濟狀況後，如果獲批，將獲得一張諮詢援助證明。
拿著這張證明去找律師，申請人只需要支付最高15歐元的諮詢費，其餘由國庫承擔費用法律。如果當事人面臨法庭訴訟，還可以申請訴訟費用援助，獲得免交或分期支付訴訟費用的資格。
15歐元，大約相當於一個普通德國人一頓午飯的錢法律。這不是施捨，而是國家保障公民訴權的制度安排。
美國法律：10000美元以下的小額訴訟
美國各州普遍設有小額索賠法院法律。這是一種簡化、迅速、低成本的法庭程式。以伊利諾伊州為例，2026年1月1日起，小額訴訟法院可受理10,000美元以下的金錢糾紛案件。紐約州的小額訴訟法院同樣受理10,000美元以下的案件，無需律師代理，申請費僅需10至20美元。
小額索賠法院的設計初衷，就是讓普通人能夠以低成本解決小額金錢糾紛法律。很多案件的開庭審理只需30分鐘甚至更短。
日本法律：60萬日元以下的“一次審結”
日本在小額訴訟方面的創新同樣值得借鑑法律。日本的《民事訴訟法》規定了小額訴訟程式，對60萬日元以下（約合人民幣3萬元）的金錢支付請求，由簡易法院透過一次期日（一次開庭日）審理並當庭判決，極大縮短了訴訟週期。在勞動糾紛領域，日本還建立了專門的勞動審判程式，嘗試在三次調解期日內協商解決問題，費用僅為一般訴訟的一半。
瑞典法律：免費消費者諮詢與申訴
瑞典博登市政府向居民提供免費的消費者諮詢服務，涵蓋購買、協議和投訴等方面法律。瑞典還設有國家消費者爭議委員會，處理消費者與商家之間的糾紛，消費者提交申訴的費用僅為150瑞典克朗（約合人民幣100元）。如果爭議適合由消費者監察專員協助解決，國家承擔消費者的全部法律費用。
對比這些國家的制度設計，可以發現低維權成本國家往往有三個共同特徵法律。
第一，程式分類分級法律。普通程式處理複雜重大案件，簡易程式處理小額糾紛，設定專門的小額訴訟通道，讓“殺雞”不用“牛刀”。
第二，訴訟費用與支付能力掛鉤法律。德國的諮詢援助和訴訟費用援助制度，體現了量能付費的原則。
第三，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法律。仲裁、調解、消費者委員會申訴等多種渠道並存，讓糾紛不必非得上法庭。
這些經驗共同指向一個結論：降低維權成本並非不可能法律。關鍵在於，法律體系是否願意將“可及性”置於與“正確性”同等重要的位置。
哈佛大學法學院的馬克·加蘭特教授在1974年發表的經典論文《為什麼“富人”佔上風》中有一個著名的論斷：在對抗制訴訟中，“富人”之所以佔上風，並非因為他們更聰明或更佔理，而是因為他們有資源承受重複訴訟的成本，有能力利用程式規則，有組織化的法律團隊來應對每一次交鋒法律。普通人在訴訟中處於“一次性玩家”的劣勢地位，輸了就是輸了，沒有下一次的機會。
加蘭特四十多年前提出的這一洞見，在今天依然具有深刻的解釋力法律。一個制度上保障人人平等的司法系統，如果對“富人”和“窮人”在資源上的巨大差異視而不見，那麼司法正義的天平從一開始就是傾斜的。
必須讓普通人用得起法律
一個法治國家，不僅要有完備的法律條文和嚴密的司法體系，更要有讓每一個人都能“用得起”法律的制度安排法律。維權的制度設計，必須向普通人和社會弱勢群體傾斜。
一位法學家在反思維權成本過高的問題時指出，“過於昂貴的司法服務，在貧富懸殊的現實情況下，會使某些社會成員根本無法‘拿到’這個‘武器’，於是法律也成了一個水中月、鏡中花般遙不可及的概念”法律。如果武器的成本高到只有少數人買得起，那麼法律的保護也就成了一部分人的特權。
兩千多年前，亞里士多德在《政治學》中寫道：“法治應包含兩重意義：已成立的法律獲得普遍的服從，而大家所服從的法律又應該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法律。”什麼是“良好的法律”？除了條文字身的正義，我想還需要加上一條：可及性。一條沒有人能用得起的法律，無論寫得多麼優美、多麼正義，都只是圖書館裡的一堆廢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