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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照、簽證，作為今日跨境遷移中常見的身份與准入憑證，往往被視為理所當然的存在移民。在歷史學家麥基翁看來，現代意義上的「自由移民」並非天然自由，而是在國家權力的甄別與規訓中形成。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大量華人移民進入美國，並參與塑造了後來逐漸擴散至全球的移民管控制度。美國「排華法案」如何確立了移入國對移民的單方面管轄權？邊境管控又如何反過來塑造華僑的國籍與民族認同？從比較研究到全球史，青年學者該如何面對「麥基翁難題」的兩難抉擇？請聽本期嘉賓楊斌老師帶來的精彩分享！
內容節選
本文為基於節目錄音的口述稿，僅對語法與用詞做部分修改移民。
華人移民如何參與塑造美國海關與移民管控制度
程衍樑
麥基翁在《憂鬱的秩序》這本書中想探討的是一個什麼樣的話題移民？
楊斌
這本書其實講了一個大家都知道的問題，即現代國際關係當中的海關制度、移民制度，是怎麼建立起來的？我們通常會想當然地認為，這套海關制度、移民制度是隨著西方發達國家，比如美國或者英國的移民活動，特別是白人移民，而建立起來的移民。
但是麥基翁的研究指出，西方國家以美國為代表的海關制度和移民管控制度，其實與亞洲移民、尤其是華人移民密切相關移民。甚至可以反過來說，清末民初，也就是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大量華人移民湧入美國，促使美國作為一個民族國家開始制定各種政策來甄別和挑選什麼樣的人可以進入美國、什麼樣的人不可以進入美國。這個程式是什麼？鑑定的標準是什麼？怎麼分類？用一句比較誇張的話來說，是華人移民塑造了美國的海關制度和移民管控制度。而美國的這套制度後來又在全世界擴散。華人移民在塑造現代海關制度和移民管控制度的過程中，扮演了突出甚至關鍵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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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這個角度來講，麥基翁不僅以全球史的方式書寫了華人移民，批駁了以往現代移民史研究中的歐洲中心主義立場，因為他強調了亞洲移民和華人移民的重要性，更突出了華人移民在建立全球性海關制度、移民管控制度中的突出作用移民。書中的論述非常複雜，涉及的空間和案例非常多，其中不少思辨也富有哲學意味。
先有護照移民，再有身份證：邊境管控對華僑民族主義的反向塑造
楊斌
清末中國社會動盪、經濟下滑，民眾生活日益艱難，華南地區因此成為著名的僑鄉移民。中國的經濟狀況給了他們一個推動力，而海外則有一種引力把他們拉到海外去。例如在美國，華工的收入比在國內高出10倍。因為無論是在南洋、北美還是南美，都屬於地廣人稀、資源豐富之地，而且新興行業不斷湧現，需要大量勞動力，特別是勤勞、有經驗、有技術的中國勞工尤其受歡迎。
華工在經濟上可以反哺中國移民。回來的華僑資本在中國建了第一條鐵路、第一個葡萄酒廠、第一個百貨商場等等。華僑的貢獻還體現在思想觀念上，例如孫中山。我們可以想象華僑對於近代中國的貢獻，黃花崗七十二烈士當中就有相當多的人是海外華僑，所以孫中山自己也說過，華僑是革命之母。
邊境管控反過來也塑造了近代中國移民。正是因為美國以及後來的西方國家建立了海關制度，要求華工提供身份證明，所以最初“賣豬仔”的那批華工成為最早擁有國際身份證明、護照的中國人，而不是精英階層先擁有。護照這種國際身份證明在中國的出現，要早於身份證這種國內身份證明，這一點恐怕是大家難以想象的。
當然，華工也是最早跨出明確國界線的中國人移民。他們到了異域的土地之後，對“中國人”這個身份產生了主動的自我意識和認同。因為過去我們只有籍貫的認同、宗族的認同、文化的認同，而沒有“我是中國人”這種國籍認同。這也正是近代中國的民族主義最先在海外華人當中產生的關鍵所在。假如沒有殖民地生活的經歷，沒有經歷過殖民壓迫，沒有遭受過帝國主義的歧視和壓迫，就難以產生民族情緒和民族意識，也不可能建構自己的民族身份。
正是在這樣的意義上，華僑一直是近代革命的急先鋒移民。他們不僅塑造了現代中國的民族國家觀念，而且直接參與了近現代中國民族國家的構建。但也不完全，因為對於很多華工，從中國的角度來說，一方面強調落葉歸根的趨勢，另一方面卻往往有意忽視、甚至否認了落地生根的趨勢。其實無論落地生根還是落葉歸根，都是華人華僑在全球化程序中的兩個方面。
程衍樑
所以這些華人是選擇落葉歸根還是落地生根，很多時候也是根據目的地國家的實際情況而決定的移民。
大資料時代移民，自由移民與主權國家的未解張力
程衍樑
今天全球移民和人口流動，好像又進入到一個重新走向封閉的時代，簽證拒籤率越來越高了，至少中美之間是這個樣子移民。同時數字技術也在非常深刻地重塑各種邊境管控的形態，前幾年大家很喜歡討論“走線”，還有一些生物識別、電子護照、大資料追蹤、自動化決策這些問題，以及特朗普政府對移民的一些新態度。你覺得麥基翁如果活在今天，他會特別關心或者關注哪些新的話題嗎？
楊斌
麥基翁是持自由主義立場的，我想他會跟我一樣，都會嘲笑官僚制度，特別是政府的愚蠢、荒謬和荒唐移民。高科技在邊境管控當中的應用，像指紋、DNA、現在的人臉識別，表面上看是為了反恐和安全的需要，但從另一方面看，人越來越成為被管控的物件。這就是他在《憂鬱的秩序》中不斷提到的“規訓”，我們都被規訓了。特別是當我們考慮到人權、隱私和自主權利逐漸被掌握高科技的組織或政府單方面掌控，權力的濫用可能性和趨勢是十分明顯的。因此，現在的移民管控制度在某種程度上不單單是“憂鬱的秩序”，我覺得是“可怕的秩序”。
假如麥基翁今天在座，我想問他的問題就是，能否繼續他這本書的主題？特別是在民粹主義泛起的時代，以政府為代表的主權國家，和精英階層那些有能力移民的那一部分“自由移民”，這兩者之間的緊張關係應該如何解決？換句話說，人究竟有沒有權利移民？在現代民族國家的國際政治體系當中，人們有沒有權利選擇自己的國籍？當然，這些問題可能也都是無法回答的移民。
比較研究還是全球史研究移民：青年學者的「麥基翁難題」
程衍樑
全球史研究裡有一個專屬名詞叫“麥基翁難題”移民，它指的是什麼樣的一種困境？
楊斌
“麥基翁難題”，就是說一個博士生在做博士論文的時候，是先做一篇比較研究的博士論文，畢業找到工作、有基礎了再做一篇全球史的論文；還是從一開始就拋棄比較研究的博士論文，直接做一篇全球史的論文？這當然是兩難的選擇移民。從學術上來說，前者相對簡單，容易畢業；後者學術比較難，也許有意義，但你不一定能做好，做出來之後也不一定能被大家接受。
我自己的學術經歷也可以說經歷了“麥基翁難題”移民。我的博士論文以中國西南邊疆，也就是雲南為主題。雲南最初是東南亞、印度洋、內亞和中國之間的一個部分，經過漫長的過程成為了中國的一部分，乃至成為現代中國多元一體的統一多民族國家的象徵。雖然我在論文中聲稱採取了全球史的視野，把雲南置於多個區域文明之間，但實際上還是說的多、做的少，雷聲大、雨點小。所謂的全球史主要體現在“海貝與貝幣”這一章。
總的來說，如果你在區域國別史的框架裡來書寫全球史，多多少少會捉襟見肘移民。一方面你年輕，學科素養還不夠；另一方面你的框架也限制了你的作為。但是等到我寫第二本書《海貝與貝幣》的時候，我就覺得自己的水平提高了，自信增強了。而且海貝這個主題，就和海關移民管控這個主題一樣，它的確是跨區域、跨文化，的確是全球的。所以，在我第二本書裡，全球史的色彩和性質就比較鮮明瞭。
本期嘉賓
程衍樑（微博@GrenadierGuard2）
楊斌，香港城市大學歷史系教授移民。著有《全球史的九炷香》《人海之間》《海貝與貝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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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當-麥基翁 / 杜贊奇 /艾愷 / 柯臨清（Christina Gilmartin） / 張太雷 / 王一知 / 孫眉 / 孫中山 / 列維-斯特勞斯 / 洪森 / 他信
《憂鬱的秩序》《跨太平洋的華人改良與革命》《海貝與貝幣》《最後的儒家》《憂鬱的熱帶》
文稿、排版移民：Yo
編輯移民：思釗
播客｜洪門會黨、礦工械鬥與拿律戰爭：白偉權談19世紀馬來半島的華人移民社會
